今年是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中國自從一九七八年起推動改革開放，是中國近現代史的一件大事，也是當代世界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中國改革開放40年，創造了當代世界經濟史的一個奇蹟，不僅使一個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大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令數以億計的人口解決了溫飽問題並逐漸過上小康日子，也大大促進了全球經濟的增長並為全球化作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為發展中國家探索出一條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令數以億計的人口獲得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不僅改變了自身的命運，也改變了一個民族的命運，開創了一個生機勃勃的局面，使一個古老的國家真真正正踏入了現代化的征途；中國改革開放40年，極大地創新了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治理制度和體系，也極大地釋放了一個古老文明的動力、活力和創造力，使得一個偉大的民族完全恢復了自信心、自強力和自豪感，不僅以前所未有的姿態重新融入了國際社會，並且在國際事務中擔當越來越重大的責任、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逐漸進入世界舞台中央，為人類和平發展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香港、澳門的作用舉足輕重。特別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當時尚未回歸祖國的香港、澳門扮演了非常積極而關鍵的角色，引進資金、人才，輸入技術、管理，深度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對改革開放的經驗積累和所取得的成就居功至偉。由於港澳在改革開放中佔得先機，又大大促進了港澳地區的發展和繁榮。改革開放的進程，是國家發展進步的進程，也是港澳發展進步的進程；改革開放的成功，促成了港澳的順利回歸和特區的繁榮穩定；港澳的順利回歸和特區的成功創建，又為改革開放注入了新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港澳回歸本身是改革開放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之一，改革開放又是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最大推動力和最可靠保障。可以預期，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將進一步推動港澳特區的繁榮穩定，而港澳特區亦可以在新一輪的改革開放進程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適時提出和實施，為此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契機。
1999年12月20日澳門順利回歸祖國(圖片來自新聞局)
一、澳門在祖國改革開放中的作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是世界風雲變幻的時代。亞洲和非洲的民族獨立運動和非殖民浪潮此起彼伏，葡萄牙等多個歐洲國家推翻了獨裁統治，開始了民主化和非殖民化的進程。澳門作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在葡萄牙新憲法中被列為“具有公權的法人”。一九七六年，《澳門組織章程》頒佈，一直被視為葡萄牙海外帝國一部分的澳門，正式被視為葡管中國領土，開啟了自治的時代，“享有行政、經濟、財政和立法自治權”。同年，澳門進行了第一次立法會選舉；一九八一年，澳門總督開始對公共行政進行改革、重組和現代化，為建立本地自治的政治、行政制度奠定了基礎。
澳門昔日小漁港風貌 (圖片來自澳門歷史檔案館)
澳門政治、法律地位的明朗化和公共行政的現代化，以及大量移民的湧入，加速了從六十年代中後期開始的工業化進程。透過充分利用澳門低物價、低租金、低工資、低關稅以及出口配額優惠，吸引了大量香港企業來澳門設廠，製造業快速崛起，從而帶動房地產、金融業的發展，形成博彩業、製造業、建築房地產業、金融業四足鼎立的產業格局，經濟規模迅速壯大，市場欣欣向榮。
澳門政治的發展、經濟的騰飛，為參與祖國改革開放進程創造了條件、儲備了動力，而祖國的改革開放，又進一步推動了澳門的發展速度和城市規模的擴大。乘改革開放之東風，澳門同胞率先進入內地投資，開創了內地引進外資的先河。一九七八年，澳門永新企業有限公司創辦了新中國建立以來首家內地與境外合資企業——香洲毛紡廠，這是中國最早以補償貿易形式引進外資來料加工的企業。一九七九年，澳門吳福先生投資石景山旅遊中心，建設內地第一家內地與境外合資酒店；一九八○年，何賢先生投資400萬美元，與珠海市旅遊公司合作興建拱北賓館。同年，澳商林錦成先生在珠海興建銀海新村，為內地與境外合資經營房地產作出示範；吳桂英女士投資內地與境外合作客運汽車公司，打破了國營公司統一公共交通業務的局面，並首開出租車的先河。澳門商人的成功投資，帶動了大批港、台地區和外國投資者前往內地投資興業，投資區域也從珠海特區擴展到珠三角其他地區。雖然澳門的投資規模相對後來的外資不算很大，但對改革開放初期引入外資起到了帶頭、引領、示範的作用，功不可沒。
跨境工業區(陳顯耀攝)
澳門本身的經濟規模不大，但與內地貿易總額從一九八○年的2.6億美元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7.3億美元，成為當時內地第三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進口來源地；至一九九九年，澳門投資內地項目6,419個，實際投資3.1億美元，在內地外商投資中名列第十位。同時，向內地輸入技術、人才、管理經驗和外資網絡，為改革開放的探索和實踐作出示範、提供動力。澳門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也成為內地改革開放的窗口，內地多個省市政府、企業在澳門設立公司，投資澳門的貿易、旅遊、金融保險、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獲取境外投資經驗、培養相關人才，從澳門走向國際。與此同時，澳門利用其與葡萄牙的特殊聯繫，推動珠海與葡萄牙的經貿合作，促成了麗珠製藥廠等中葡合資企業，也促成了珠海與葡萄牙塞圖巴爾（Setúbal）市建立友好城市關係。
不僅在經濟貿易領域，澳門也在教育、文化、法律和社會諸領域為內地改革開放提供了協助、借鑑和經驗，為內地摸索改革開放道路進行制度供給和人才補充：澳門東亞大學從八十年代中後期就開始招收內地學生，旅業學校（今旅遊學院）為內地酒店人員提供專業培訓，澳門大學、澳門理工學院也為內地培養葡語人才……如今，澳門繼續協助國家培養各方面的人才，每年有數以千計的內地學生在澳門各高等院校就讀；澳門在文物保護方面的法律、政策和經驗，在法律現代化、特別是《刑法典》修訂中的實踐以及在社會治理、社會服務領域中的寶貴經驗，都直接為內地有關部門提供了有益的參考；澳門國際機場一九九五年通航後，促進了內地與台灣地區就航權問題進行磋商，形成了“澳門模式”，為海峽兩岸“三通”作出了直接的貢獻。回歸之後，隨着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在澳門的設立，澳門在中國與葡語國家的交流合作中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推動作用……這一切，都有利於國家的改革開放，都直接助力改革開放的進程。正如習近平主席二○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在香港回歸20周年歡迎晚宴上的講話中指出：“香港同胞一直積極參與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對此，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從未忘記。香港同胞不僅完全有能力、有智慧把香港管理好、建設好、發展好，而且能夠繼續在國家發展乃至世界舞台上大顯身手。”這一段話，同樣適用於澳門。
澳門國際機場(陳顯耀攝)
二○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習近平主席會見香港澳門各界人士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對港澳的貢獻再次作出了充分的肯定和全面的總結：“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港澳所處的地位是獨特的，港澳同胞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所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習主席進一步指出：“40年來，港澳同胞在改革開放中發揮的作用是開創性的、持續性的，也是深層次的、多領域的”，一是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二是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三是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四是雙向開放的橋樑作用；五是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六是城市管理的借鑑作用。“總之，40年改革開放，港澳同胞是見證者也是參與者，是受益者也是貢獻者。港澳同胞同內地人民一樣，都是國家改革開放偉大奇蹟的創造者。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就是香港、澳門同內地優勢互補、一起發展的歷程，是港澳同胞和祖國人民同心協力、一起打拼的歷程，也是香港、澳門日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歷程”。
大三巴牌坊
二、祖國改革開放推動澳門的繁榮發展
40年的改革開放，演變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場巨大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制度變遷，也直接推動了澳門的繁榮發展及其順利回歸祖國和特別行政區的成功創建。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中國修改憲法，專門為港澳回歸增加了一條：“國家在必要時得設立特別行政區。在特別行政區內實行的制度按照具體情況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法律規定。”這一規定，為制定香港、澳門《基本法》奠定了法理基礎，提供了法律依據。一九八四年五月廿四日，六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工作報告》正式使用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表述。一九八五年三月，六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將“一國兩制”確立為中國的基本國策。一九八七年四月十三日，中葡兩國政府經過十個月的外交談判，正式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國政府關於澳門問題的聯合聲明》，宣佈中國政府將於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對澳門恢復行使主權，並設立特別行政區。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兩國政府互換批准書，中葡《聯合聲明》正式生效，澳門步入了過渡期。一九九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正式頒佈。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澳門回歸祖國，特別行政區成立，揭開了歷史的新篇章。
“一國兩制”是國家對港澳特區的基本國策，也是國家改革開放的自然結果。《基本法》是港澳特區各項立法的基礎，是各種制度、體制和政策制定的根據，也是港澳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一國兩制”政策和《基本法》的制訂，確保了港澳政治制度發展的成功，也確保了港澳特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促進了港澳特區各項事業的蓬勃發展。
事實也證明，“一國兩制”是港澳特區經濟、社會繁榮穩定的根本保障，是港澳發展的根本依歸。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後，特區政府迅速扭轉了社會多年來治安不靖的局面，繼而對經濟支柱產業——博彩業採取了適度開放的政策。在中央政府助推港澳發展的“自由行”措施的直接刺激下，特區的博彩開放政策取得了空前的成功，澳門經濟迅速從谷底回升並快速增長，為特區後續的發展創造了基本而必要的條件。
澳門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陳顯耀攝)
正是在國家改革開放政策和“一國兩制”方針的指引下，澳門在過去40年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澳門的土地面積從一九七八年的15.5平方公里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23.8平方公里，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30.8平方公里；人口從一九七八年的23.31萬增加到一九九九年42.96萬，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65.31萬；人均預期壽命從一九七八年的69.8歲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77.9歲，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83.4歲；醫生從一九七八年的300名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845名，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1,730名；本地生產總值（二○一五年價格）從一九七八年的148.6億（澳門元，下同）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1,025.5億，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3,917.5億；人均生產總值（二○一五年價格）從一九七八年的6.37萬元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23.44萬元，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59.98萬元；公共財政收入從一九七八年的2.55億元增加到一九九九年的169.43億元，再增加到二○一七年的1,180.69億元；高等院校更是從無到有，發展到今天的十所。這種變化的速度和幅度，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上是罕見的。
變化不僅僅體現在亮麗的數字上，更為重要的是，體現在制度變遷和城市硬、軟件的發展上。因為國家改革開放，才有澳門的回歸和“一國兩制”政策，澳門才能成為一個特別行政區，澳門居民才能當家作主，才有“澳人治澳”、高度自治。這樣和平又穩定的政治發展，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一次偉大創舉。
建設中的金光大道 (陳顯耀攝)
自國家改革開放以來，澳門穩定的政治環境和令人期待的經濟增長前景，又促進了城市硬、軟件的升級：新填海工程擴大了城市的規模，機場、港口和大橋的建設大大提高了澳門對內、外交通的便利；路氹金光大道的落成，奠定了世界旅遊休閒城市的基礎；社會福利和保障制度、社會和經濟房屋制度、公共醫療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大大提高了澳門人的生活質量和保障；免費義務教育的實施、文化領域大量資源的投入，大大提升了澳門居民的教育水平和人文素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的設立，鞏固了澳門與葡語國家的歷史聯繫，提升了特區的國際地位。因為國家的支持，澳門成功抗擊了“非典”的侵襲，“天鴿”颱風之後城市迅速恢復了正常運作；橫琴開發、24小時通關的舉措、85平方公里海域劃歸澳門管理、港珠澳大橋的開通以及參與粵港澳合作等融入國家發展的舉措，拓展了澳門發展的格局和潛力，以及澳門居民的工作發展機會和生活空間，為特區可持續發展創造了必要條件，也為澳門更好地助力國家新時代的發展，夯實了可靠的基礎。
港珠澳大橋
三、結 語
國家改革開放40年，澳門既是見證者又是參與者、既是貢獻者又是受益者。在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程中，澳門發揮了積極、關鍵又重要的作用，同時也獲得了自身的巨大發展。改革開放40年生動反映了澳門居民共擔國家和民族復興歷史責任、共享祖國繁榮富強偉大榮光的全過程，也為澳門特區未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作出了路徑的選擇。
習近平主席在接見港澳各界人士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對港澳特區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一、更加積極主動助力國家全面開放；二、更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三、更加積極主動參與國家治理實踐；四、更加積極主動促進國際人文交流。這四點希望，是在全面總結港澳過去40年參與國家改革開放過程中的歷史成就和發展經驗的基礎上高度提煉出來的，既為特區未來確立了定位，也指明了特區未來的發展方向。
澳門是在助力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發展壯大的，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時拓寬了增長的空間，是在參與國家治理實踐中取得了“一國兩制”的成功，也是在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中找到了自身的定位。二○一九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暨澳門回歸祖國20周年。回歸近20年來，澳門在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都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為“一國兩制”的偉大實踐走出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然而，在新的歷史階段，隨着國際局勢的變化，因應周邊地區的發展，面臨的問題越來越多，面對的挑戰也越來越大。這些問題與挑戰，部分是歷史遺留下來的，部分是發展過程中出現的，還有部分是由澳門自身條件和外部環境造成的，例如：在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缺乏的情況下，如何推進經濟產業多元化發展？在人際關係密切、相當擁擠的空間裡，如何釐清政商、政社關係的邊界以及理順其間的關係，使政府、市場、社會各司其職？在訴求日益多元和複雜的當今社會，法律、行政如何改革完善和制度創新，以提振政府的威望和特區的整體運作效率？在世界特別是周邊地區快速變化發展的格局中，澳門和澳門居民如何提升競爭力，以避免邊緣化？澳門如何參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充分發揮自身的潛力和比較優勢？如何進一步有效加強青少年的愛國主義教育並增強其專業能力，使得“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後繼有人、薪火相傳？促進經濟多元發展，提升政府、市場和社會的運作效率，推進社會公義公平，增進市民福祉，確保特區長治久安，是澳門未來發展亟需面對的重要問題和挑戰。這些問題和挑戰，僅僅靠社會的內生動力是難以解決的，澳門必須搭乘國家發展的快車，更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全力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在國家新時代發展中尋找自身的發展空間，在國家新一輪改革開放過程中尋找自身改革、自我完善的機會，充分調動社會內部各方的積極性，充分激發各社會領域的活力和創造力，從而拓展格局、釋放潛力、增強信心、施展才能，逐步解決現存的問題，應對新的挑戰，將澳門真真正正打造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為“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再創輝煌。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總部
國家改革開放40年，不僅促進了澳門的多方位發展，為澳門帶來根本性的深刻變化，更為重要的是，在參與國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在落實“一國兩制”的實踐中，澳門居民得到了全面的歷練，增加了能力和信心。中華文化在澳門的傳承從未中斷，澳門完好保存了中華優秀文化傳統的基因，這些基因至今還活生生地體現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澳門也是中國最早對外開放、最持久與西方世界不卑不亢、平等互利、交往交流的前沿陣地，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習俗的人們在這裡和睦相處，守望相助，有着與眾不同的自我組織、自我管理的社會實踐，形成了獨一無二的社區精神，也形成了古今同在、中西並舉、“不同而和，和而不同”的獨特文化經驗。這種社會實踐和文化經驗，使澳門在歷史長河中生生不息，使澳門在參與國家改革開放中獨得先機，使澳門在實踐“一國兩制”時樹立典範。我們相信，這種社會實踐和文化經驗，能為實施“一國兩制”提供極其肥沃的土壤，為講好澳門故事、講好中國故事創造良好的先天條件，也將使澳門在助力國家進一步改革開放、助力國家“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建設、促進國際人文交流，以及構建民族命運共同體以至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只要我們真正做到習主席所說的四個“更加積極主動”，必將從中受益匪淺，創造一個全新的局面。
吳志良
（註：本文為《改革開放與澳門發展》一書的序言，該書即將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