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2019年12月17日，澎湃新聞
澳門廿載｜吳志良談澳門學推廣：一場影響深遠的全民愛國教育
今年是澳門回歸20周年。回歸后，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社會穩定和諧，向全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澎湃新聞深入澳門細部，觸摸20年間澳門各個領域的變化，解開“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澳門密碼。從澳門的實踐經驗來看，“一國兩制”“完全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
澎湃新聞今天講述全國政協委員、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與澳門學研究、推廣的故事。
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
回想20年前澳門回歸時的場景，澳門基金會行政委員會主席吳志良仍記憶猶新。作為澳門具有公權力的法人機構，成立于1984年的澳門基金會伴隨澳門30多年的發展，更見證了這片土地回歸祖國前后的巨大變化。
吳志良的辦公地點位于澳門永光廣場內，距離人流攢動的澳門市政署和郵政總局很近。如今，在這些地標性建筑附近的街道上，澳門回歸20周年的標語隨處可見。
臨近12月20日，吳志良比以往更加繁忙了。“我們都在緊鑼密鼓準備，等候12月20日的慶祝大典。”近日，在接受澎湃新聞專訪時，吳志良透露，最近澳門不僅會進行很多自身的慶典活動，還有許多民間的慶祝活動，澳門基金會都有參與支持。
臨近12月20日，澳門街頭常常可見慶祝回歸20周年的標語
回望澳門基金會的發展，它與澳門一同成長。回歸前，澳門基金會的規模小，一年預算只有數百萬；回歸后，隨著澳門經濟的發展，基金會2017年的年度預算增至二十多億，使得基金會更有能力配合社會和政府解決各種問題，為澳門培育更多人才，推動本土文化藝術及學術研究發展。
在上世紀80年代的澳門學術界，有人提出了“澳門學”的概念，借以探討澳門歷史發展規律和社會特征。從1988年起在澳門基金會工作的吳志良認為，澳門學將是一面旗幟，它可以增進澳門人對中華歷史文化的了解，增進對國家進步的了解，增加對澳門的認識，增強澳門人的家國情懷。
“研究澳門學，就是為了說清楚我們澳門人從哪里來、在哪里、到哪里去的問題，探索澳門發展的道路。”正因如此，澳門學的研究和推廣成為了吳志良領導下澳門基金會的一項重要工作。
憶回歸：澳門變化肉眼可見
回望1999年12月20日，吳志良身處澳門回歸最重要的一場活動——中葡兩國政府澳門政權交接儀式現場。這天零時，當五星紅旗冉冉升起時，他流下了激動的眼淚。
這天，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澳門部隊準時通過澳門關閘進駐澳門。從關閘到澳門部隊營區，當地市民自發夾道歡迎。吳志良記得，有民眾還高舉“我們回家了”的牌子。
從1987年4月13日中葡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中葡聯合聲明》至1999年12月20日澳門政權移交期間的12年，在許多澳門人心中都是難熬的。在這段過渡時期，澳門經濟和治安不濟，民眾因此對回歸翹首以盼。
在回歸以前，澳門政府的大多數中高層公務員還是葡萄牙人，回歸后急需一批行政管理人才。與此同時，澳門當時急缺工程、教育等與澳門社會發展緊密相關的多個行業人才。
為迎接過渡提供充分的人才儲備，成為吳志良加入澳門基金會后參與的重要工作。
“我從1988年開始在澳門基金會工作，在公務員本地化、法律的本地化和中文的官方化方面，基金會都參與了一些工作。”吳志良告訴澎湃新聞，澳門基金會在回歸前大量培養人才，為過渡期及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成立后澳門的發展作出貢獻。
澳門基金會最早由于資金有限，只能做些小規模的慈善資助工作，主要側重科技文化方面。1987年，澳門基金會受政府委托，收購東亞大學，將重點轉向教育。1988年，澳門基金會進行全面重組，將重點轉向高等教育，特別是有關東亞大學（現為澳門大學）管理，從課程設置、人才培養規劃上重新安排，以應對過渡期和回歸后的形勢變化。
當時，基金會對學校課程的設置上增加了法律、公共行政、工程、教育類專業，并提供學費減免，大量開放對澳門本地學生的招生。隨著過渡期慢慢推進，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公務員本地化加速進行，華人在澳門的公共行政系統里地位得以提升。
在吳志良看來，澳門回歸后的變化“用眼睛看得到”。“澳門城市面貌已經完全改觀了，特別是路環、氹仔之間，新的城市區域已經建立起來，老百姓安居樂業。”他說，回歸之后的2000年，澳門失業率還在6.8%，現在已經維持在1.8%左右。澳門工資的中位數從5000澳門元上升到17000澳門元，回歸前后個人生活的變化愈發加強了澳門人的家國情懷。”
吳志良在“澳門記憶”啟動儀式上致辭
談澳門學：本土知識體系形成
1991年，澳門東亞大學改組為澳門大學和澳門理工學院后，澳門基金會逐漸轉型，開始推動澳門學術研究和探討澳門科技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吳志良發現，“澳門學”是構建澳門本土知識體系的一個很好的抓手和旗幟。
上世紀80年代，澳門學術界提出“澳門學”的概念，其目的是引起人們對澳門和澳門研究的重視，系統研究澳門問題，加深對澳門歷史和現實特殊性的認識，科學地把握澳門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的發展規律，全面挖掘、探索澳門的價值和意義，以便澳門順利地回歸祖國，并為澳門特區成立創造條件。
在某種意義上，澳門學是1980年代澳門學術界的一種理想與想像。
吳志良認為，在當時的環境上，澳門人無論對國家還是對澳門的認知都十分有限。澳門回歸祖國、回歸后實行“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列入國家政治議程后，因為當時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比內地高一些，社會各界的中心關注點落在內地實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如何與澳門實行的資本主義制度并存兼容、共生共榮的問題。
因此，研究者大多從澳門視角出發，十分強調澳門歷史和現實的獨特性，強調澳門如何在中國與世界交往交流中的特殊作用，希望澳門回歸后，可以維持其特殊性及獨特地位，繼續為國家改革開放發揮作用。
這種對學術的渴求，表現在學者們不懈努力收集、整理、研究澳門歷史檔案文獻和經濟社會資料，并試圖從中找到充分的理據，說明澳門歷史、文化和社會發展的獨特性，闡述澳門在中國近現代歷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換言之，希望全面挖掘澳門的價值和優勢，爭取在國家發展戰略中占有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
“這種學術討論成為了社會議題，引起了公眾的關注，誘導了集體的反思，不經意中，增加了澳門居民的歸屬感，塑造了澳門人的身份認同。”吳志良告訴澎湃新聞，作為移民城市，這種群體現象以往并不常見，甚至可以說，改變了一直以來“寄居”、“旅居”的移民心態，歷史性地使澳門居民意識到要當家作主了。然而，要證明自己與眾不同，就必須有參照物，必須對內地實行的制度和社會現實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也必須對中華歷史文化有更加全面、深入的認知。
也是不經意中，澳門學術界的討論引發了普羅大眾對中華歷史文化的學習和傳播、對國家事務的關心和對民族前途的關懷，從而在客觀上進一步增強了澳門居民對澳門與祖國休戚與共、命運一體的認知及其家國情懷。
“現在回頭看，我們發現，這是澳門繼上世紀幾次反帝反殖民運動后，規模最大、范圍最廣、時間最長的一次全民愛國主義教育，影響十分深遠。”吳志良說。
寄未來：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澳門學的研究和推動在澳門回歸后，發展加速。
澳門基金會自2010年起先后與澳門大學等機構合作，定期舉辦“澳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分別以澳門學的學理化與國際化、文獻調查和澳門學實證研討、澳門學知識建構與學術成長、文獻基礎與學科建設、澳門學與澳門發展等作為會議主題，累積歷屆的研究成果，大大推進了“澳門學”的發展。
“以前是每兩年舉行一次研討會，現在是每年都舉行。”吳志良告訴澎湃新聞，近年來，澳門學逐漸開始進行學科建設的探索，包括學科建設概念的討論、學術邊界的確定、理論框架的建立、理論方法的探討等，以前偏重研究澳門的歷史文化，現在是歷史文化和現實問題兼顧，構建本土知識體系，為了說清楚“我們從哪里來、在哪里、到哪里去”的問題，探索澳門發展的道路。
在吳志良看來，澳門學不是“象牙塔”上的學問，所有的澳門研究，包括傳播工作都納入了澳門學的范圍。“澳門學的視野是很廣闊的，不僅僅純粹作為學者研究、歷史檔案的研究，也有普及讀本，現在我們還在做小孩子繪本，面對中學生的澳門知識叢書，我們不停請學者到中小學辦講座。”
吳志良認為，澳門學的建立不僅構建本土知識體系，更取回了歷史話語權，對樹立澳門人正確的家國觀念和民族觀念、對鞏固澳門人思想基礎、在推動澳門人對“一國兩制”正確認識和澳門居民的主流意識中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我們不會有對‘一國兩制’理解上的偏差，我們的國家觀念非常強烈，對澳門未來發展方向有很強的共識，就形成了澳門主流價值觀，避免了不必要的爭論，更加避免了社會的撕裂。澳門學的這個作用是之前完全沒有意識到的，這是澳門學術界對‘一國兩制’最大的貢獻。”
經過30多年的努力，特別是近10多年澳門公、私學術研究機構的協力合作，澳門學取得了很大的進展，并且在海內外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和認同，逐漸成為一門顯學，澳門學的學科建設也被提上了議事日程。假以時日，澳門學亦有可能發展成為一門地方性學問，成為澳門學術的一面旗幟。
吳志良參加全國兩會
而作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吳志良的政治視野已不局限于澳門本土，他對澳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更為深刻的理解。他表示，港澳政協委員有雙重積極作用，既要對國家大事進行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又要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發展壯大愛國愛港愛澳力量。
“未來澳門會更加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逐步解決澳門歷史遺留下來的結構性矛盾和問題。”吳志良指出，澳門地方太小，產業多元化、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問題，在融入國家大局后都可以得到解決。
比如就青年人才方面，吳志良在多次與澳門青年團體交流時強調，希望澳門的青年人早日離開舒適區，因為在澳門接近零失業率的社會環境，人們不會因為經濟原因讀不起書，但也是因為太過舒適，在更為寬廣的國家乃至世界舞臺上，澳門青年的競爭意識和競爭力還需增強，才能更好迎接新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