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2021年12月8日，澳門日報C08，蓮花廣場

為政府社團居民“六角關係”解結——從澳門基金會的資助改革談起

公共部門向民間社團發放資助，不但有助調劑社會服務和居民生活，使社會整體運作趨於穩定，也以實現政府施政目標為終向，與維繫政府、社團和居民之間的關係直接相關。正如一位本地社會名流所言，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政府，是能夠在沒有民間社會的合作下，獨自達成其政治、文化和社會目標的。以社團機構為骨幹的澳門民間社會，自一九八○年代以來逐漸成長，公共部門也在這時開始不斷加大對民間社團機構的資助，以培養其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的能力，繼而增強其與行政當局合作的能力。

回歸後，公共部門發放資助，既為爭取民間社會投身參與建設澳門特區、服務澳門居民當中，也為政府和民間社會搭建有益和有建設性的對話橋樑，共同實現施政目標。作為澳門特區在承擔社會發展資助方面佔額最大的公共機構，澳門基金會的角色自然受到社會的關注。會方在過去二十年來通過包括發放資助在內的多重形式，在達至政府與民間社會彼此互補、通力協作，提升居民福祉、服務澳門社會，共同推動澳門社會不斷進步方面都取得一定的積極成果，一些項目也為民間社會展開具長遠社會效益的活動，提供了有用的工具和指南。

在資助審批方面，基金會一直以來採用“隨到隨批”的模式，這在過去澳門社會規模相對較小，社會公益活動相對簡單的背景下，並未出現太大問題，也可以讓活動開展具備一定彈性。然而，隨着社會規模因經濟發展而擴張，社會公益活動以至社會利益也變得複雜，此一模式逐漸使會方審批資助時變得被動，準繩也變得隨波逐流，同一年內對同類活動項目的資助審批金額出現“海鮮價”，自然也無法避免。

這是近年來社會最為詬病之處，事實上“隨到隨批”的模式也偏離政府資助政策的原意：由於政府的施政方針和財政預算的編制本來就是有規劃的行為，而公共部門發放資助的目的是協助實現施政目標，當然需要財政預算來配合。另一方面，民間社團如欲申請公共資助，亦理應先規劃好今後舉行的活動項目，讓公共部門信服其計劃對實現施政目標有利，信服部門從財政預算中撥款支持，這才是民間社團尋求資助申請獲批的正途，也是公共部門審批資助的正途。隨着政府的施政從以往的年度施政方針，昇華至以五年為一個周期的發展規劃，規劃意識必然會向民間社會擴散並產生影響，社會公益活動項目的開展，也自然會以事先規劃的方式籌備。

從現有的資料看來，澳門基金會的資助改革似乎已醞釀了一段時間，也經歷過一段探索和經驗累積的過程，例如更改資助申請表格格式、引進成本效益概念審批、參照獎學金以專項方式審批，引入試點計劃等，在過程中不斷累積經驗，以尋求一套既體現審批過程透明、結果公正，又可扶持有真正社會需求的活動項目，並使民間社會從中接受磨煉和成長，實現自主和健康發展。

澳門基金會新提出的專項資助計劃，對其最直接的好處在於讓所有申請項目都按照同一的標準審批，擺脫過往準繩不一所衍生的弊端。通過對申請實行初步分析和正式評審兩輪篩選，並為評審設定評分參項，相信可以達至擇優批給，提升項目質素的效果。由於改革的幅度和內容不小，可以預期執行的難度也將不小，會方、社團和居民也需要一段適應期，但相信改革可以為理順居民、社團和政府之間的“六角關係”踏出必要的第一步，經驗的累積也相信能為帶動澳門整體社會生態的長遠改善帶來裨益。

對社團內部的關係而言，改革有助矯正過去一段時期，一些社團機構依賴公共資助作為唯一經費來源的畸形現象，鼓勵開拓公共資助以外的其他資源，有減輕其對公共資助的過度依賴，為社團機構注入自主發展的活力的用意。這次推出的專項資助計劃更特別為社團機構的成立年期設定門檻，其用意明顯在於引導新成立的社團機構樹立“初心意識”，即應依靠民間社會本身的力量去貢獻社會和服務社會，同時也為將來有意成立社團的居民釋出明確的信號，為其今後發展提供清晰的路線圖。

對社團之間的關係而言，改革有助推動良性競爭，避免重複開展活動項目，特別是通過對內容素質和規劃的完善程度、活動效益和預算合理性等指標加以評審，相信可從中選擇最能配合實現政府施政目標，又為居民帶來最大程度福祉的項目。對於未獲審批的社團機構也可以從中汲取經驗，讓其嘗試以創新的思維改善原有項目的內容，也可以激發其自主發展的活力。對於新成立的社團機構，則引導其先憑藉自己的力量做出成績，使有能者他日亦可居之。

對政府內部的關係而言，改革有助進一步落實“歸口管理，不可兼收”的既定方針，而此一方針與依法施政，具體即《預算綱要法》的實施不無關係。由於《預算綱要法》對於財政預算的編制、管理、執行和監督都有全方位的加強，不重複資助因而成為公共資助改革的必然舉措，尤其是《預算綱要法施行細則》早已規定，許可開支必須符合“經濟、效率及效益原則”，即“應考慮開支的效益及優先次序，以及力求在適當的標準下以最少的公共資源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從而以最少支出取得最大收益。”雖然上述原則應用在資助審批時，不必然代表“價低者得”，但“睇餸食飯”的預算管理和執行方式，意味着社團機構將來獲得的資助金額可能會有所減少。

對政府與社團關係而言，由於可以預見資助改革將可能導致社團機構的資助金額減少，社團機構如要維持服務規模以至社會影響力，便有需要開拓公共資助以外的其他資源，這樣可以使民間社會重歸自主發展的原本道路，政府與社團之間的分工也變得更清晰：公共部門通過過程透明、擇優批給的資助審批機制，無需再顧慮因批給結果被社會質疑而陷入“好心做壞事”的窘境，諸如本文的上篇所提到的“巨嬰”現象，以至“公益說”等論調也自然不會再有市場；由於社團不再過度依賴公共部門的資助，自然也無需再背負諸如“政府附庸”等無端謾罵。又由於公共資助佔社團機構的資助份額有可能降低，除非社團機構涉及違規或違法行為，否則“監管與被監管的關係”的份量其實只會隨着資助份額降低而減輕，彼此反而更容易建立起較平等的夥伴關係。

對居民與社團，以及居民內部的關係而言，改革有助改善部分居民對社團的觀感，也有助改善參加與不參加社團的居民之間的關係。社團雖然作為民間社會的骨幹，但部分澳門居民長期以來對“社團”的印象欠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少數人“成立社團拿政府資助”的觀念乃至“習性”的影響，加上在過去一段時期這些行徑被有意無意放大，使他們認為社團是沒有“靈魂”的組織，甚至產生社團與“開店做生意”別無二致的觀感。

誠然，澳門絕大多數社團機構都具備上文提及的“初心意識”，也不斷推出很多能滿足居民所需，深受居民歡迎的活動項目。少數社團的行徑不但對一直以來用心服務的社團不公平，客觀上也容易引起居民的內部關係被挑動。以居民感受最深刻的社區活動為例，新的專項計劃已排除聯歡聚餐或參觀本地景點的項目申請，相信可杜絕過去一段時期，一些社團以種種理由申請“吃飯資助”，酒樓食肆間接接受基金會“補貼”的不合理現象。

正如本文的上篇提到，公共資助政策的原意是協助實現政府施政目標，公共部門對於資助的審批和監管有無可置疑的主導角色，資助本身亦絕非社會福利。由此可見，成立社團與取得公共資助本來就不存在必然關係，社團機構大可通過公共部門以外的管道尋求開展活動項目的資源，因此公共資助政策及其改革，都與澳門居民的結社自由毫無關係，也從不用作鼓勵或妨礙居民行使結社自由。

總之，澳門基金會通過專項資助計劃，清晰社會和社區服務的供需關係，並提升居民的組織能力和公益活動質素。資助改革有望帶動澳門的民間社會得以自主和健康地發展，同時也有望進一步理順政府、社團和居民之間的“六角關係”，增進澳門的發展動力、活力和競爭力。  （下）

敖文姬

澳基會專項資助計劃申請將在下旬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