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載於2026年8月16日，澳門日報即時新聞

2026年8月10日，澳門特區政府正式就《社團法律制度》展開為期45日的公開諮詢。行政法務司司長黃少澤在新聞發佈會上坦言，現行規範結社程序及社團運作規則的法律，在簡化行政程序、提升管理效能、引導社團良性發展等方面，均難以回應時代發展的需求，有必要重新制定一部專門的社團法律制度。

這不是一次尋常的修法。在澳門逾一萬二千多個社團、近四成長期沒有運作甚至從未運作的現實面前，“為何改革”已不再是一個需要論證的問題，而是一個需要直面的事實。

一是“社團社會”的輝煌與隱憂。社團是澳門社會最獨特的風景線。回歸以來，澳門社團數量從不足2,000個躍升至12,400多個。在不足七十萬常住人口的體量下，平均每百人對應一個社團。這一密度在全球範圍內都極為罕見。社團在服務居民、促進和諧、推動社會進步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數量的激增並不必然帶來質量的提升。逾12,400個社團中，僅約六成維持一定運作。換言之，近5,000個社團處於休眠甚至“殭屍”狀態。黃少澤直言，現行法律對不依法運作或長期不運作的“休眠社團”——民間俗稱“殭屍社團”——缺乏退場機制，導致社團名稱被長期佔用、管理資源浪費，不利於社團有效參與社會治理。這些“十幾二十年不出來，有事時就走出來”的社團，不僅佔用了寶貴的行政資源，更侵蝕了社團社會的整體公信力。

更值得警惕的是，社團發展長期存在不均衡問題。部分社團運作模式陳舊、權責邊界模糊、服務效能不足，傳統管理規則程序繁瑣、標準滯後，難以適配新時代社會治理和民生服務的多元需求。數量擴張的時代已經過去，質量提升的課題擺在眼前。

二是代表性危機：從“唯一中介”到“被質疑的代表”。社團權力的合法性，根源於其能真實、有效地代表某一社會群體的利益與文化認同。回歸後，這一根基正在鬆動。

澳葡時期，葡語為官方語言，社團領袖成為華人與殖民政府之間不可或缺的“翻譯器”與“緩衝帶”。回歸後，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特區政府是澳門人自己當家作主的政府。市民通過政民互動中心、電子政務、“一戶通”等渠道，可直接與政府對話。傳統社團的“傳聲筒”功能被極大削弱。

與此同時，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利益訴求日益碎片化。澳門社會分化出環保、保育、勞工、文創、電競等無數新興且多元的利益群體。有學者指出，今次修法屬針對性修訂，能有效解決約四成社團長期休眠並佔用行政資源的問題。大量新興中小型社團在現行制度下難以獲得生存空間，社會創新活力被抑制。傳統大社團試圖代表“所有人”的努力，反而使其代表性變得模糊——被質疑為“誰也代表不了”。

三是資源依賴：從“社會自主”到“財政依附”。社團改革的另一深層動因，在於社團與政府關係模式的嬗變。回歸後，特區政府通過相關公共基金和部門，系統性地向社團提供財政資源。這本是“政社合作”的體現，但也帶來了資源自主性的困境。有分析指出，社團過度依賴政府資助，從“社會中的組織”逐漸演變為“政府體系末梢的延伸”。其活動策劃、項目設置不得不圍繞政府的資助指南和年度主題展開，內在的、源自社會需求的主動性被抑制。

資源的傾斜更固化了社團格局。“大者恒大、弱者恒弱”的馬太效應顯著。與此同時，由於超過20個公共部門擁有資助審批權限，評審標準差異顯著，多重資助與資源浪費現象時有發生。監管跟不上，便易滋生資源錯配、低效浪費甚至腐敗的風險，最終損耗的是整個“社團社會”的公信力文化。

正因如此，公共基金和部門自啟動資助改革以來，逐步建立了一套以“資助計劃”為核心、“統一評審”為機制、“績效監察”為保障的新模式。過往“隨到隨批”的開放方式，已轉變成更制度化、透明化和精準化的運作。

四是制度滯後：現行法律難以適應時代需求。社團治理面臨挑戰的根源，在於制度供給與時代需求之間的脫節。現行規範結社程序及社團運作規則的法律，主要依據《民法典》和八月九日第2/99/M號法律《結社權規範》。這些法例實行多年，存在不少待完善的空間。涉及規範社團的法律超過十個，多頭管理、標準不一的問題突出。社團設立、運作、監管、退出等全鏈條缺乏統一、系統的制度安排，管理壓力日益增大。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特區政府經過近兩年的分析研究，系統比較了中國內地、葡萄牙、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立法經驗，再結合澳門實際情況，草擬了《社團法律制度》諮詢文本。

結語：社團改革是時代倒逼的必然選擇。澳門社團社會的輝煌成就不容否認，但隱憂同樣不容忽視。近四成社團休眠、“殭屍社團”佔用資源、代表性鬆動、資源依賴加深、制度供給滯後——這些問題不是某個環節的“小毛病”，而是整個社團治理體系的結構性挑戰。

社團改革不是政府的“主動出擊”，而是時代倒逼的必然選擇。有社團代表表示，健全社團運作的法律制度，有助進一步凝聚和鞏固愛國愛澳社團的力量和作用，既是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要求，也有助提升特區依法治理效能、築牢基層治理體系。

從社團法律制度修訂到資助體系改革，從“休眠社團”處置到統一監管主體的確立——這一系列改革舉措，正在推動澳門社團社會從“數量擴張”走向“質量提升”，從“傳統治理”走向“現代治理”。改革的號角已經吹響。這不是一場可以迴避的選擇，而是一道必須回答的時代考題。

（澳門學者同盟創會主席吳志良——社團改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