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組 冠軍
發現“達莊”文化──讀《莊子讀本》
培正中學 王海濱
《莊子讀本》一書是中國文化史上一朵奇葩。聞一多說：“中國人的文化上永遠留著莊子的烙印。”這種讚美絕非過譽之辭。《莊子》既豐富了中國宗教、文學等方面的內涵，又啟迪了無數文人騷客的思想，塑造了歷代文豪大家的人格。可以說，《莊子》不僅直接影響了中華文化，更影響了締造中華文化的後來者。
縱觀中華民族歷史上的文學大師，他們的形象各不相同。有“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的灑脫遊世者如李白，有“寧生而曳尾於塗中”的保身避世者如陶潛，有“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的隨遇而安者如蘇軾……但是，細看這些文豪的事跡，就能發現他們之間至少保有一個共同點——一顆曠達的心。這不是偶然，因為我從他們身上能看到莊子超然世外，無往不安的影子。
如果說莊子的精神之於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等同奔流不息的長江之於廣闊的神州大地，那麼大師們身上的曠達思想就是黃金水道的無數支流，或長或短，或急或緩，或溢或竭，不盡相同，但其源頭都指向青藏高原巍峨高峰上的冰川。
我把這種傳承千年，滲透文人骨子裡的莊子思想稱為“達莊文化”。“達莊”一詞出自西晉阮籍的〈達莊論〉。雖然我未拜讀過這篇文章，但我覺得用一個“達”字來涵蓋莊子包羅萬象的思想理論，囊括莊子複雜的人格，雖有偏頗卻也不失其要旨，而已“達莊”一詞形容大師們身上普遍帶有莊子曠達特質的文化現象則是再合適不過。
《莊子》一書重“達”，而最基本的是達身，也就是通曉保護身體的法則。莊子並不貪生，但這並不意味着輕生。畢竟，肉體的存在是一切行為的基礎。失去身體，一切歸於塵土，又如何能體驗“逍遙”、“化物”等精神境界呢？莊子眼中代表理想人格境界的藐姑射神人，就擁有外物天災不能損之分毫的身體。然而理想終歸理想，人總要面對現實。現實裡卻是一片兵荒馬亂的亂世，安享天年幾成奢侈。莊子在這種時代背景下提出了保護自己的方法——“無為”、“無用”。想不被紛爭牽連，就只要避開紛爭。以無所作為，無可用處之身避免招惹禍端，脫離殘酷的現實社會，遨遊在“無所有之鄉”以保全自我似乎可行。後世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是黑暗的時代，同有傲人的才華，轟轟烈烈推行變法的商鞅卻“作法自斃”車裂滅族，而陶潛則在以琴書消憂以桑麻會友中“乘化以歸盡”。
只是這種方法並非萬全之策。“賢則謀，不肖則欺”，以無為保身反而可能會被欺負。只要生活在社會裡，碌碌無為勢必會被淘汰。物極必反，我認為萬事走上了極端總會衍生新問題，大有為和大無為各有缺陷。社會如同暴君，鋒芒畢露則功高蓋主，一味韜光養晦則招來摒棄。莊子也察覺到了這個缺陷，並提出“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既無為又有為的主張。“寓於不得已”，“順人而不失己”，讓自己的一言一行好像出於不得已，一舉一動適應時勢但又不違背自己的原則，在矛盾之中游刃有餘。“無為”的思想也就蛻變到順應環境的“無不為”境界。最典型的實踐，當數借酒醉率性而為了。阮籍和李白可算深諳此道。前者為了拒絕司馬昭提親而酩酊大醉六十日；後者更是醉心酒國恣意逍遙的詩中謫仙。杯中物盛行於古代文人，想來莊周思想居功不少。
除了達身，莊子還講達心，讓自己的心靈看得開。如果說莊子對肉體的重視是源於客觀因素的不得已，那麼他對心境的呵護應當是心甘情願的了。與肉體相比，莊子更看重精神世界。他拜見魏王時只能“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衣衫襤褸；但他的想像卻天馬行空，一部《莊子》“洸洋自恣以適己”，其思想上的無拘無束讓我羨慕不已。我仿佛真的看到一位佝僂老人乘風而行，躊躇四顧。為何莊子的精神能如此自由自在？關鍵在於他破除了精神上的枷鎖。沒有了心靈上的阻礙，莊子的思想自然就如同黃河決堤般奔騰澎湃，無所不至，隨意而動。
死亡也理所當然地成了莊子最大的精神敵人。死亡的恐怖在於它的獨特。人在遇上它之前對它一無所知，只能道聽途說。面對死亡，人們不能排練，不能演習，只能被動接受。而在死亡來臨時生離死別的氣氛渲染下，它和絕望劃上了等號。其實沒有死亡反倒不正常。從萬物的概念上看，無遠則無近，無高則無低，無亮則無暗，我們又怎能奢望有生而無死？由萬事的發展規律觀之，潮有漲退，國有興衰，宴有聚散，我們又豈可妄想人生而不死？生與死就像是磁鐵的南北極不可分割，又像是日夜的交替平常自然。莊子也認為生死本就是一體兩面，“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死只是生的另一種形式，宛如圓，其起點也是終點。我們常驚覺想找的東西就在身上，或者所得非所願，所失乃所需。那麼，安知我們不會在未來的某日，嘲笑自己當初對死亡的無端的恐懼？
齊同生死後，莊子更進一步把死亡視為自然賜予人類的大禮。“大塊載我以形……息我以死”，死亡帶給人的乃是安息。莊子哀嘆人們“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而死亡卻預示着這碌碌一生後的寧靜。透過死亡，我看到所有苦難都變得短暫。死亡帶來的不是絕望而是希望。因為死亡的存在，人們可以勇往直前地前進。而對於莊子，在死亡面前，生活上的艱難困苦變得不值一哂，患得患失顯得杞人憂天，悲喜榮辱也成了過眼雲煙。
明代畫家徐文長說：“莊周輕生死，曠達古無比。”正是莊子超脫的生死觀成就了他曠達的人生觀，而這人生觀則為後世文人築成了一個個愜意的精神空間。中國古代文人多懷“學而優則仕”的理想，以“兼濟天下”為己任。然而，一旦仕途不順，他們就需從莊子哲學中尋找排憂遣懷的良方。如蘇軾置身入世與出世的矛盾中卻曠達瀟灑得令人意外；又如劉禹錫身居陋室，筆下卻脫俗高雅依舊，如此種種多不勝數。“達莊”思想可算是古代知識分子的精神解藥。
結合達身和達心，人可成為達人，通曉大道的至人。莊子眼中，聖人要做到“人與天一也”，能“獨與天地精神往來”，也就是向自然學習，順應自然的變化，尊重自然的規律。莊子已達到達人的境界，他通過“化物”、“坐忘”等形式與自然萬物融為一體，豐富了精神生活。《莊子》一書多新穎奇特的寓言，料想和莊子的“萬物與我為一”也不無關係。而這雍容的“天人合一”思想也成了中國後世文化藝術的主旋律。現今中國的外交策略是“不當頭”又“不低頭”，體現的正是尊重大環境形勢而又不忽視“人”這個要素的“人與天一”。錢其琛先生更在《外交十記》中援引蘇軾的“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作為處理中美關係的指導方針，而這和莊子“大勇不忮”、“勇忮而不成”的主張是一脈相承的。
長江雖然浩瀚，卻只能覆蓋神州一隅，而“達莊”思想卻順着歷史河道滋潤了整個中國文化，甚至深入到皇宮內院。
去年我去北京旅行，遊覽故宮時發現在交泰殿上赫然掛着一塊書有“無為”兩字的匾額，據說是康熙親筆。我很驚訝，在清朝，道教是三教中最不受統治者重視的，為何在這個存放二十五寶璽的大殿裡會有道家的牌匾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直到回澳門後，偶然在網絡上讀到詩人徐晉如的一篇談論莊子的文章才豁然開朗。徐先生說，儒學提供的只是“應該去做”的政治藍圖，而莊子，卻提供了生命的態度。
書名：《新譯莊子讀本》
作者：張松輝
出版社：三民書局
